刘远举:你中500万的梦想,都被福彩中心的贪官给吞了
刘远举 2018-11-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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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9日,权威网站发布了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原主任鲍学全、王素英,原副主任王云戈、冯立志等4名原负责人的忏悔视频。这个消息立刻引发了舆论的热议。由于现在还缺乏进一步的细节,坊间流传不少传言,称他们贪腐的金额达到了惊人的1360亿。

这已经不是中国彩票第一次出问题了。十八大以来,已有14名官员因为彩票系统的贪腐受到惩处,更不用说之前的不时就被媒体爆出的重大彩票负面事件了。

另一方面,丑闻并没有影响到国人购买彩票的热情,幻想一夜暴富的原动力依旧很强大。这不,截至2016年,中国彩票销售总量已经达到了3946.4亿元,也就是说,平均每个中国人一年要花掉285元来买彩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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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信很多人会跟我一样好奇,这么一大笔彩票收入怎么花?按照有关部门的说法,会花在三个方面:返奖金,发行费用,公益金。

返奖金,就是返还给彩民的那部分,没有这一部分,就没人买彩票;发行费用,则是彩票发行机构与销售机构的业务费、还有代销者销售费用;第三部分,公益金,说的是彩票收入用于支持社会福利事业/体育事业的部分。

你花钱买的是假彩票?应该不至于!

在所有的费用支出中,彩民最关心也最生疑的是返奖环节。目前,虽尚未出现过作弊被曝光的事件,但是,彩民在这一块的不信任情绪是与日俱增。

这事也不难理解,因为绝大多数彩民不会关心发行费用的多少,也不关心到底在公益上怎么花的,他们关切最大的,就是中奖这个环节,是否有猫腻,也就是返奖的这部分钱,到底怎么分配的。

很多人买彩票,中奖几率虽然低,但只要公平,至少图个希望,但是,如果暗箱操作,内定了人,那就真的是无比愤怒了。所以,此次鲍学全等四人的案件曝光后,有不少猜测说,他们是通过虚假彩票的方式获取巨额不发利益。

所谓虚假彩票,即彩民买的彩票,根本是假的。关于发行虚假彩票的操作手法,他们进一步举例说,就是原本卖出了1000万张彩票,整个发行机构系统,从上到下,联合起来,却只向民政部门汇报500万张,其余500万张彩票的收入悉数被私分。

但在我看来,这种说法存在一个很大的缺陷,那就是,那些买到虚假彩票的人,凭着自己的号码,仍然是可以领奖的。否则,这些年一定会曝出很多彩票明明中奖了,却无法领奖的情况。

有人解释说,仅仅那些未中奖的彩票是虚假的;还有一种解释是,可以控制中奖开出的号码,避开虚假彩票。但是,这两个途径,都意味着能控制中奖号码。可我想说的是,既然都做到这一步了,那为何不直接把彩票号码内定给自己人呢,这样操作起来可是比售卖虚假彩票方便多了。

顺着这个思路,不难发现,这种系统性的作假,不可能是14个人就能完成的。要完成虚假彩票,需要从底层的程序员、IT人员、到中间层的各个科、处机构、再到顶层的领导,涉及太多部门,太多人。这么多人的攻守联盟,从来都不会牢靠。

但是,无论如何,彩民的这种不信任是可以理解的。因为曾经出现过黑客侵入计算机系统,给自己投注的事,既然黑客可以做到,内部具有管理权限的人就更容易做到。

那么,如何杜绝这种情况呢?答案可能令人失望,很难。

公布中奖者身份,才能增强彩票公信力

从更大层面来看,彩票是一个高制度密集型的游戏,需要法治、政府的廉洁、信息透明、媒体监督才能共同构建信任空间。遗憾的是,现在这些方面待提升空间都很大。那么,在这种情况下,公布中奖者身份,就是一个折中的办法。

2014年,太原一位彩民用100注倍投的方式,中得了双色球头奖,奖金高达5.2亿元。这样一个天文数字,引发对彩票公正性的质疑,有人提出应该公开中奖者的身份。

中国是一个人情亲情关系密切而又复杂的社会,中大奖信息一旦暴露意味着无尽的麻烦,甚至终身要在压力的阴影中生活。但问题的另一面是,彩票奖金池中的钱都是彩民的钱,具有确凿无疑的公共性。

而且,不是仅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,国外就完全没有人情。从国外中奖者的情况来看,一样有这样的情况,也就是说,国外要求中奖者身份透明,不是没有面临这些困境,而是说与整个彩票的公开性、透明性相比,这些考虑就退到了次要地位。那么,很显然,对中国来说更是如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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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美国不少州会直接披露接受拨款的项目

现在,很多人甚至称彩票是一种智商税,在他们眼中,彩票都是弄虚作假的,相信能中奖的都是傻子。中国彩票的信誉都已经到如了此地步,这个时候,给那些中奖者加一点幸福的烦恼又何妨呢?

说到底,彩民才应该是彩票规则的制定者,在每一次开奖前,所有彩民都没中奖,他们没有中奖的烦恼,却有作弊的狐疑,自然都愿意公布。既然规则的制定者不反对,而彩票事业也能受益,那么,我们不禁要问:反对这个事情的人到底是谁,又是出于何种目的呢?

“既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员”

更让人气愤的是,不止返奖环节让人诟病,中国彩票的公益金、发行费用,同样是问题多多。

首先,中国彩票公益金的使用、监督是同一部门。这就是“既当运动员,又当裁判员”。没有第三方的监督,不出问题才怪。

2001年,民政部门利用福彩的公益基金搞了一个“星光计划”,在全国一些社区建了32000多个公益性质的老年活动室、敬老院,到2005年福彩在这块的投入就到了134亿,可投了这么多钱,结果又是怎么样的呢?2015年,央视记者通过实地调查,给出了答案,这些耗资巨大的活动室最后大多黄掉了。

2014年11月至12月,审计署对18个省的省级财政、民政、体育行政部门及4965个彩票公益金资助项目进行抽查审计,审计查出的各种违法违规问题金额高达169.32亿元,占抽查资金总额的25.73%。 

当然,问题远不止于此,彩民们原本以为花钱买彩票哪怕不中奖,至少做了公益,这下可好,这些公益项目里边是各种猫腻,彩民们掏的钱最后全进了各个环节贪腐分子的口袋。

彩票发行费多到“花不完”

发行环节的问题就更是不胜枚举了。一直以来,在如何监管发行资金的使用上,都没能拿出什么有力的办法来。

彩票的发行,是一个边际费用很低的事。所谓边际,简单的说,就是多卖一张彩票而增加的费用。一个彩票销售点的日常费用,由房租、水电、人工成本都构成,这些成本几乎与彩票销售点的销售额无关。

对于发行机构来说也是这样,彩票的设计、日常行政都不会因为彩票销售额增加而增加。即便是印刷彩票,也只占总成本的极小一部分。什么意思,就是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,中国彩票销售额近年来剧增,按比例提取的发行费随之增加,但成本并未大幅度增加。这些钱就在彩票机构沉淀下来。

2005年,中国彩票的销售额为700亿,到2017年,全国共销售彩票4266.69亿元。过去10 年间,中国彩票的销售额绝对值增加了接近6倍。但一直以来,彩票的销售费率一直未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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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一个简单的算术就知道,2005年,中国的彩票销售费用大约为105亿;到2016年,即便按照13%的费率计算,这个数字变成520亿。

这么一大笔钱,当然是花不完的,于是便形成了腐败的温床,出现挪用挤占等各种违规使用的现象。

2014年,在当时中央持续反腐倡廉的高压下,全国端餐饮普遍不景气,而中国福彩中心黄山培训基地受影响不大,被曝光奢华惊人,公款接待依然我行我素。每晚都有领导光顾,每到周末、节假日,包间多被各类公务接待订满。

虽然对于此次贪腐案社会上有诸多猜测,但我认为大概率问题还是出在发行费这个环节。我的看法是,中国的彩票发行费用,需要进行根本性下调,因为压根就用不了那么多钱嘛。

写到这里,关于怎样提升中国彩票信誉、减少相关领域的贪腐,我的答案也很明了,只需做到以下三点:更透明的公益基金使用流程,更低的发行费用,以及公开中奖者的身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