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庸走了,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
sixgod 2018-10-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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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者按:据新华社快讯,金庸身边工作人员确认,著名作家金庸(原名查良镛)30日在香港逝世,享年94岁。一代大师,就此离去。

金庸先生曾给自己设计过墓志铭:

这里躺着一个人。在20世纪、21世纪,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。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……

金庸先生的辞世,也意味着几代人武侠梦的终结。今天这个哀痛的日子,我们不妨一起来思考,金庸先生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。

1924年的3月10日。

太阳正沿着黄道,按着它亘古不变的轨迹,缓缓在双鱼座中移行。

那时,徐志摩刚刚成立了新月社,和林徽因、胡适等一起,热烈谈论着哈代、莎士比亚、勃朗宁夫人……

而在浙江海宁的老家,他的一个表弟出生了,那就是查良镛,也就是金庸。

据说,由于星座的关系,这个时期出生的孩子浪漫、敏感、神秘,富有想象力和同情心。

这个孩子最初的志向,是国际政治和外交。他第一次上大学在重庆,上的是外交系;第二次上大学在上海,学的是国际法。他还一度设法想去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。

然而因缘际会,不知是冥冥中什么力量的安排,后来,他却把自己才气最充沛、精力最旺盛的年华,投入到一种打打杀杀的通俗流行文学——武侠小说的创作中。

岁月荏苒,当年的孩子已经92岁。他一生最大的成就,是一张《明报》,以及15部武侠小说。这些小说,并不完美,几次修订,仍有不少错讹和遗憾。

他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?只是一堆打打杀杀的书么?

我觉得他至少留下了三样东西,或者说是三颗种子。

我知道,一说金庸先生的三颗种子,你们这些坏人就要说是查传倜、查传诗、查传讷。素质,注意素质!

第一颗种子,叫做侠气的种子。

韩寒写过一本书,叫《长安乱》。里面说:少林派很兴旺,门徒太多,法名都不够用了。入门早的弟子还能取到好名字,什么释空、释然,到后来所有字都用光了,只能叫释放、释奶、释屎了。

我以为那是个笑话。没想到几年后,我听说这一幕在阿里巴巴上演了。

听说阿里巴巴搞了一套花名制度,相当于江湖上的诨名,人人进公司都要取。结果“郭靖”“王重阳”之类的好名字通通被人取光,后来的还真的应了韩寒的预言,只好叫释奶了。

马云乐不滋滋地把自己叫“风清扬”,虽然我觉得他应该叫穆人清比较贴切,因为后者的外号是“神剑仙猿”。

但话说回来,他为什么要搞这一套东西呢?大概就是因为想做侠客。

金庸笔下的侠,做到了上线、极致的,比如郭靖,“郭某满腔热血,是为我神州千万老百姓而洒”;比如乔峰,“效单于折箭,六军辟易,愤英雄怒”。

而他的侠的底线,最小的侠,比如莫大先生。

莫大不愿冒犯强权,多数时刻明哲保身,躲在安全距离内小声骂几句“他妈的”。但在有的时候,他也会拔剑而起,现出怒目金刚相来。

侠,不是老古董,在我们今天一样很有意义。做生意可以侠,做官可以侠,做学问可以侠。比如今天的互联网上,大家买东西靠评价,就很像江湖人重令誉名声;反过来,那些说话不算数的,比如你明明说了提头来见,到时候却不认账了,那就很不侠。

当然,几本武侠小说,不能保证读者就一定会干侠义的事的。有的市长就喜欢看武侠小说,回头照样大收不讲理的路桥费。

但是侠的种子播撒多了,总有发芽的机会。

《倚天屠龙记》里,有一个特别善良的和尚,叫做空见神僧。他临死前对坏人说:希望你做坏事的时候,有时想起老衲。

也希望我们在做一些善恶是非的选择的时候,有时想起金庸。

第二颗种子,叫做文化的种子。

今天,大概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人都会赞同:有文化光荣,粗鄙无文可耻;讲文明光荣,愚昧无知可耻。

可历史是很戏剧的,有的时候偏偏是反着来的:没文化光荣,不讲理光荣:“什么?你居然有文化,啊哈你这个sb。”

每到这种时候,我们就会体会到一种痛,文脉被摧毁的痛。

金庸的十五部小说,写于1955年到1972年,是在香港写的。我们有些人一说香港就“文化沙漠”。文化沙漠里怎么偏搞出来“飞雪连天、笑书神侠”了呢?

大家看一样的书、喝一样的墨水长大,我们怎么就没搞出来呢?金庸在沙漠里写书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呢?

我想起一个不很恰当的例子,当年在契丹人建立的辽国,道宗皇帝耶律洪基曾经自豪地说过一句话:

“吾修文物,彬彬不异于中华” 。

这已经算是客气了。事实上,在我们最荒诞的年月里,金庸在沙漠里“修文物”,承续了传统文化的火种,发出一枝奇葩,反照神州。

金庸的武侠小说,从来坚信一点:有文化光荣,粗鄙无文不光荣。

它坚信文明能战胜野蛮,仁者能战胜暴徒,以“文”可以“化”人。

它还帮助我们相信:没有文化,简直和没有生命一样可怕。

第三颗种子,是自由的种子。

金庸笔下侠客们的终极目标,就是追求生命的极大自由,不受屈辱和损害,获得心灵的舒展和解放。

上个世纪的时候,有一首裴多菲的小诗非常流行,就是“生命诚宝贵,爱情价更高,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。

依我看,这首诗真应该拿来当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诗。它的主人公——令狐冲,就恰恰遇到了诗歌里的困惑:

“要爱情,还是要自由?”

众所周知,令狐冲希望和任大小姐在一起,但老丈人任我行的条件很明确:必须加入日月神教。

为了爱情,牺牲自由,行不行?令狐冲的最终决定是不行。

因为“圣教主千秋万载、一统江湖”的恶心话,他说不出口。天天跪拜磕头拍马屁,他做不到。

“她如真要我加盟日月神教,我原非顺她之意不可……可是要我学这些人的样,岂不是枉自为人?”

“甚么 ‘中兴圣教,泽被苍生’,甚么 ‘文成武德,仁义英明’,男子汉大丈夫整日价说这些无耻的言语,当真玷污了英雄豪杰的清白!”

令狐冲就是“若为自由故,二者皆可抛”的典型。

人是有贱性的。有时候,人会为暴力强权陶醉不已,会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,变成受虐狂;会喜欢霸道总裁,会得上嗜痂之癖,迷恋粗鲁、野蛮的东西,对任我行、东方不败这样的独夫狂人心折。

所以,金庸在写这些的时候,偏要写令狐冲的笑声,写杨过的白眼,写韦小宝肚子里暗骂的“辣块妈妈,洪教主老乌龟”;金庸告诉我们,在马屁滚滚的“一统江湖”的颂声背后,还有一首琴箫合奏的《笑傲江湖》之曲。

我想,所有的金庸迷,不管是中学生还是专家教授,不管是上班族还是生意人,不管是大政客,还是平民,不管是马云,还是千百个开“韦小宝专营店”“小龙女服装店”的草根淘宝店主,他们的“武侠梦”,归根结底是“自由梦”,就是追求人生性灵的自由。

这就是金庸留下的三颗种子。它未必马上就可以成长,但土壤里有它就够了。就像有一首歌写的:

爱一旦,

发了芽,

就算雨水都不下,

也阻止不了它开花。